作者：党委宣传部

杨以涵，1927年2月出生，辽宁铁岭人。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电机系。1950年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读电力专业研究生，1952年研究生毕业，随后留在哈工大任教，1961年调往北京电力学院，直到2008年离休。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。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。曾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电工学科评议组成员、国家学位委员会电工学科评议组成员。
1970年，解决了“8”字形绕组电流分布的理论问题，为我国第一台大容量“8”字形绕组电炉变压器的设计奠定了基础。1976年提出防铁磁谐振电压互感器方案，在生产中已推广使用。由他提出并在他指导下完成的“小电流接地系统微机选线装置”及“发电厂和变电所操作票开出专家系统”等成果在生产中已得到推广应用。

素描杨以涵教授
——写在2006年春末

我拒绝过许多采访。可你是忘年交，我没有办法。但，你要写我是个人，而不是神，因为人都有缺点。吹出来的东西，谁也不相信。

——杨以涵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和这位老人刚刚从热闹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回到房间。这会，不知有多人会恨死我了。因为老人是在与全校和几个系研究生合影后，被我“抢”走了。我们一路走来，一些学生穿着硕士服要求与他合影，他都答应了。最后，在踏上接待中心的台阶时，还有老师追着请他：我们系学生也想与你合影呢…….

走进楼内的第一件事是把借来的领带和西服还给人家，他依旧穿上了自己那深色的旧夹克衫。毕竟80岁了，他要戴上一个小小的助听器才能听到我的问话。于是，我们把一切的喧闹与纷繁关在屋外，开始了难得的早就该有的这样安静的交谈。

如今带着10个博士、20个硕士的他，非常坦诚曾经的失败。

他从85年开始研发的“小电流接地选线”技术，局限于当年的思想认识水平，在并不成熟、完善的时期，被许多人很简单地模仿、转让。那时的人们，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杨以涵教授，还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概念，这种照猫画虎的结果，是导致全国出现了一个应用高达八千多台的高峰，问题当然很快就随之出现了。

90年代末期，许多电力单位反映“小电流接地选线不行了、不好使了。”停用的停用、拆装的拆装，走到哪的他，都碰到人家的责问。他完全可以去为自己申辩：有些不是我的东西！也不是我的技术，是被非法盗用后的后果。可他说：“没有必要去回避这套设备还存在着问题，我要搞清楚问题出现在哪里？也许是设备本身确实存在问题，也许是管理有问题。我还是很相信自己，人家做不到的，我要做到，我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。”

2000年，他们为此成功地申请了国家自然科技基金。

现在说起这事，平静的老人一口一个：“还要感谢学校，在那么紧张的状况下，专门为我拨了一间房子，建立了小电流接地选线实验室。”就这样，老人仅带着一个研究生，专心致志埋头扎进了实验室。每天要做几百次实验，先后做了上千次的实验。

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，在微微的清风里，他们轻松愉快地走出实验室，带着用疲惫与汗水换来成功的实验数据，开始到处去寻找现场实验的合作伙伴了。不少熟识的人，依然被当年的失败所惊吓，明确地表示不能再上当了。老人却没有服输，他很坚定地表示：“我们有把握再次启动。”

在一次次无奈地碰壁后，他们终于在丹东电力局找到了敢于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伙伴！这以后的岁月里，老人就在北京与丹东之间往来着，一去就是一两个礼拜。他太执著了，一定要亲自看到自己成果的应用数据。他对自己说：“生命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不干就拉倒了。干，就彻底解决问题。”

四年多的时间里，现场的故障录波从100多次到今天的200多次，选线正确率达到96%。而那4%的故障未选对，经过剥皮查找原因是接线错了。这时的老人放心了，他可以在任何场合告诉所有人：“小电流接地选线有把握使

选线正确率达到90%，剩下的10%可能由于硬件问题或者管理问题，也可以迅速地把问题所在告诉使用方。”

如今，新一代的小电流接地选线设备，已经成功地在河北、河南和山西、辽宁推广，上了100多台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浸透着老人一生心血的小电流接地选线，前景是会灿烂的。

按照国家规定的教师退休年龄，老人在60岁时就可以休息了。就算多干5年、10年，70岁时也该放松放松，回家去含饴弄孙了。可我们的杨以涵教授认为，他现在做着事情才叫休息和玩乐，否则，“活得太没有意思了，再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哪！”

去年开始，我们的这个不服老的老人：“觉得事情是没有尽头和止境的，还要继续挖掘。”因为，“一个好的博导，最主要的问题是帮助学生选择研究课题。这是路线和方向的大问题！”他要开始做“消弧线圈”的项目了。

以前的变电所规模小，不需要消弧的概念。现在去找了几家大厂，想在人家大厂的设备中安装消弧系统。人家回答的很干脆：“那玩意儿，我们也会做。”让我很意外的是这个上午，老人从北京昨天晚上赶到学校，就开始接待他的学生，今天又参加了整个研究生的毕业典礼。折腾了整整一天多了的他，还是那么精神矍铄、思维敏捷。谈话中他经常引用古典文学作品和现代社会中的领袖人物语言。比如这会儿他说；“当初，孙中山闹革命的政策是依靠军阀打军阀！最后失败了。所以毛主席闹革命时，就坚持成立自己的武装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这样开心地笑，反正他这会的笑，让我也很开心。他笑着说自己是在毛主席的成功中得到了启发，既然求别人不行，那就自己研究。这样不仅消弧线圈的问题解决了，同时还将选线的功能也一并解决了。现在，仅仅实验一年有了自己特色的选线准、消弧好的设备，已经在沈阳和山西安装了三台。老人很自信：“我们准备用一年多时间去完善和推广这项新技术！”

这以后还有事要做吗？我已经有些迟疑地问。

他回答：“当然考虑过了，我还准备完成配电网的定位系统。输电网的定位比较简单，但国际上研究配电网定位的人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。今年年底应该没有问题，可以解决了。”我有些怀疑：“您那么肯定？”他又爽朗地笑了：“当年，八路军打国民党，知道他们在哪儿？所以才一打就胜。过去，我也像国民党一样打过败仗。现在，我是八路军了。我清楚地知道问题在哪了，解决的办法也有了。”

我都觉得自己有些唠叨了，问：“明年的活安排了吗？”他马上说：“要是今年不死，明年我还在的话，就在这个基础上一是做做数字变电站；二是想研究一下大电网大停电事故的防止方法……”我无语了，沉默地看着他。他也放低了声音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估计，我也许做不出来了。谁知道我哪天死？假如老不死多好，我也就能老做事了。”

我有意把话题转到他的教学上。你带了那么多学生，带得过来吗？

他反应很快：“我这叫韩信点兵，多多益善。过去带一个学生，我跟他一起干，还很累。后来，我带的学生一人一个课题，力量分散，也不行。现在，我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。一个一个课题去攻破。现在我成熟了，知道在哪儿用兵了。”这哪儿是个做教师的？我分明看见一个将领在统帅着自己的部队，去冲锋陷阵、攻克了一个个堡垒和阵地！那飘扬的旗帜上，写满了过去大大小小成功和失败的战例。

人，走到这种境地，总该以为自己的成功是非凡的、是震撼的吧？相反，老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恩心态，很让我为之感动。

他一再强调，没有领导的支持不行,没有大家的支持不行。他给大家的定义是最可爱的人！因为是大家给了他精神鼓励。比如，有人去帮他修锁；还有刚才那些愿意和他这样一个老头合影的学生。还有的，就是他课题组里那些实际在干活的人。

“我非常热爱学校！就是因为我在这里觉得很温暖、觉得大家都对我很好。所以不论谁大事小事找我，只要能帮忙，我一定去认真地做，我不会拒绝别人。”这会的他激动了，在不停地擦眼泪。我竟然迟钝的以为是老年人的眼睛有问题了，傻傻地问他：“你眼睛不舒服吗？怎么流泪了？”他失声地捂住自己的眼睛：“是学校和大家对我太好了！我有些控制不住了……”

你说什么是大家风范？

当你面对着这样一位谦虚、认真，在他事业的领域里一直在追求着完美，在别人眼中无疑已是泰斗与大师级的人物了。而他却告诉你：“教师和学生应该成为朋友，最要紧的是要爱他们。你得热爱自己的工作，用你的热情去感染学生。不要让他们在你这学到不好的东西。” 那朴实的语言，平和的语气，缓缓道来却能让人受到深深的感染。

现在的他，住在140平米的房间里，喜欢家里干干静静、简简单单的。每天早上，必定是他先起床煮稀饭。而后，坐着班车去学校，中午在食堂里随便吃点，晚上再坐班车回家。我奇怪：“你还没有专车？”他说：“班车好，特别热闹。”平时1/3的时间，是他去买菜，晚餐他是夫人的助手。他以为在家里，男人和女人是完全平等的。他还很为自己煮稀饭的水平骄傲：“你去北京，我一定请你吃稀饭。许多吃过的人，评价都很高。”

今年春节，他太满足了。80岁的他，第一次穿上合身的棉裤。他说：“一辈子都以为鞋子可以不跟脚，衣服可以大一些，棉裤则经常往下掉，要提溜着。”我也无法遮掩自己了，大笑道：“您80了，终于明白了。”他也高兴了：“我现在再也不穿不合身的衣服了，我知道了这事原来是可以解决的。”

当我们的生活已经奢华、富庶到了今天，还有这样甘心用自己所有的知识、智慧和善良与责任，去一步步地实现心中那一个个沉甸甸的设想和规划，你能不为之喝彩与祝福吗？这是一个80岁老人美好的心愿和难以推却的重任。

这个春天里，我紧握着他那绵软的手，路旁嫩黄的迎春花伴着轻轻流过脸庞的泪水在心底低语：杨老师，保重……
（原载2006年4月28日华电校报）

老教授的情怀

“我今年76岁了，我还要在有生之年为华电做些实事，为学校拿几个大奖。”一句饱含深情的话语使我们理解了——

老教授不是别人，正是我校德高望重的博士生导师杨以涵教授。大半生耕耘在华电，至今已桃李满天下。华电能有今天，杨教授功不可没。

老教授已76岁高龄。

4月11日下午，杨教授从北京校区赶来参加研究生毕业典礼。拍照、讲话、交流……一下午忙忙碌碌之后，我一个电话打过去，老教授很爽快地就同意接受我的采访。

我是冲着篇首的那句话来的。一个教授有这样的志愿并不稀奇，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说出来就真的是豪言壮语。这句话背后的是什么呢？我带着疑惑直奔主题。

其实，疑惑在见到杨教授后已消逝了一半。因为老教授一开门就传达给我两个字：巍峨。想想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能有这样的气质，那他的心胸如何是显然的。

“我大半生都在华电工作，也做出了一些成绩。前一段学校通过了‘211’验收，拿到国家重点学科，进入了新的发展天地。高兴啊，那几天都睡不着觉。但我也觉得我们不是绰绰有余的，刚刚够格。还可以有更大的作为。我这一辈子没拿过国家大奖，别人把我抬得很高，但我老头子清楚着呐！我影响咱们学校进入更高的层次，心里很不是滋味——我欠债啊，欠广大师生员工一笔债。正好我现在还有时间，想好好利用这把老骨头再干些事情。弥补过去的不足，给学校再留下点儿东西。”

说这话时杨教授认真地看着我，声音里明显露出激动之情。

衷肠尽叙，老教授闭口不言。我回过神来，赶紧问能不能说一下您具体的打算？

杨教授挪了一下身子，霎时间又来了兴致，向我谈了几件要去实现的夙愿：一是小电流接地系统弦线和消弧线圈。这是一个难题。但通过不久前建立的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高压模拟实验室，已产生了不错的效果。现在还不是尽善尽美，要继续完善，“希望能为学校争个光”。二是光学电流互感器的研究。这是国际学术界目前仍未解决的课题。搞了几年，提出了一些新的办法，并且实验证明是对的。“要全力以赴争取早日完成。”三是正在筹备的数字电力系统项目。准备把它做成国内先进水平。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项目，难度大，工作量大，计划在校内广泛合作，组成一个较大的科研队伍。“我还有点儿号召力，主要靠大家一块儿干。”

这些项目老教授一口气介绍下来，倒象是在立军令状。对于我这个晚辈，他毫不掩饰，并且从他的表情上我看出，他已渐渐进入某种程度的兴奋状态。那些都是他的“家珍”啊！

他最后还不忘补充，“也许以后可以通过这证明一下老人的价值。当然，岁月不饶人。学校未来的发展还主要靠发挥年轻人的力量，老人和年轻人一块儿干。人多势众啊！”说到这里，老人做了一个双手抱怀的姿势，很有力的那种。

提到年轻人，我顺势问他今天参加毕业典礼的感受。他说他们赶上了好时候，也很争气，“一代比一代强啦！”感叹之后，老人还来了一个精彩的比喻：好比踢足球，老的踢不好，但只要一代代不放弃追求，梦想会慢慢实现的。四十四年，中国不进世界杯了吗？

老教授越说越有兴致，渐渐地我觉得我们进入到一种“热火”的交流状态，聊学校发展、重点学科，也说团队精神、学术腐败。而一提到学生，他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的关爱之情就自然流露出来。他说学生是学校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，学生好，学校才有希望。任何一个老师，他的中心首先就是爱学生。爱自己的服务对象，“学生的进步是为人师者最快乐的事情”。“孔子说，‘泛爱众，而亲仁，人之本也’。这句话可做为同学们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。”他还希望同学们树立事业观，抓住机遇，耐得寂寞，作出一些有益国家、人民和学校及个人的大事情。

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一位要与杨教授谈项目的老师等了也差不多半小时了，为不再耽搁杨教授的宝贵时间，我起身告辞。老教授坚持送我到门口，就在挥手时他好像忽然想起什么，拉住我的手叮嘱我告诉大家：

华电师生要充分利用发展的大好机会，乘胜前进。永远不要满足，咱们要打“五连冠”！

（原载2002年4月25日华电校报）

对门的杨以涵先生家

我们家在11号楼时，对门住的是杨以涵先生家。

那时，曲阿姨在保定市的医院上班，早出晚归的，很辛苦。有时忙起来，许多天见不到她。杨以涵先生也是事业型的，夫妇俩基本上没有时间处理家务活。所以，家里是真的很乱。

这样的家庭，就苦了那时还读小学的小女儿杨镜非了。

杨镜非是我的好朋友，和姐姐杨曲年龄相差挺多。据曲阿姨说是文革后期时“没事”了，才有点“意外”地有了她。小镜非是脖子上挂着钥匙长大的孩子，也不知道她每天都吃什么，好像很像我们小学的时候，一天三顿是在食堂里吃的。吃，有食堂了。穿的，可就乱七八糟了。经常是鞋子后跟都破了，露着脚后跟，还踢踢踏踏地拖拉着去上学。有时天很冷了，看着让人有些心疼。

不过，2006年的春天，采访杨以涵先生时，听到他说一辈子的衣服穿得都不合体。后来买到合身的棉裤了，才知道原本衣服是可以穿得这么舒服的。联想到小镜非那时的样子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曲阿姨喜欢养花，养那种不太费事的花，客厅和凉台上都养着花，最名贵的有君子兰和昙花。记忆中花开时节，还经常邀请人来参观。

那时，杨以涵先生时常有些外事活动。

小镜非也很喜欢我养的波斯猫“阿纯”。有一天我说：“镜非，下次你跟爸爸去陪客人吃饭时，记着把剩下的鱼和鸡骨头带回来，看看阿纯吃不吃啊？”她一口应允了。阿纯很挑剔，只吃鲫鱼拌米饭和鸡骨头。没几天，她敲门喊：“我给阿纯带了条鱼回来。”我奇怪：“怎么没人吃啊？”她回答：鱼刚端上来，我就想起来阿纯要吃了，就说：“都别吃鱼啊，我要带回去给对门的猫吃。”我哈哈大笑了：“天哪！我是让你等大家吃完饭后，再看看阿纯能吃的，打包带回来。”

后来，在研究生部碰到杨以涵先生，很亲切，说回家我给你做正宗的东北小鸡炖蘑菇。带着我去了在小营的旧房子的家。

先生在那又洗又切的。锅里炖着小鸡炖蘑菇时，我们就在客厅里聊天。开饭时，那香喷喷的鸡肉和没洗干净的蘑菇搅在一起，一口吃下去牙碜极了。

在学校，杨以涵先生是知名学者、专家。在我眼里，就是镜非的爸爸，对门的叔叔。他给女儿起名的含义是要她每天看看镜子，找找自己不对的地方。有一段很无助的时候，我就去找他诉说心中的苦闷。他从没有拒绝过我，每次都很和蔼地说：“好的。我看看这事该怎么解决。”

杨镜非小时候的心愿是去剑桥读书。长大后的她，去了上海交大，留在那里当了老师。曲阿姨后来到学校校医院了，杨曲后来也在学校了。2012年采访张保衡先生时，我专门跑到楼上去看了看曲阿姨。前几天，又凑巧碰到他们一家盛装要出门，匆匆地和全家人打了招呼。

与这些知识分子为邻，最大的好处是，你会变得非常简单，没有那些婆婆妈妈的事。

刚到保定，小城还很闭塞，学校里没有人穿裙子。我很奇怪，问当时的教研室副主任朱希彦老师，朱老师想了想回答：“只要不带学生，你就可以穿。”

中学时代，好不容易借到本竖排本的《简•爱》。读了10多页，都是铺垫简•爱小时候在舅父家的不幸遭遇，在寄宿教会学校受到惩戒的困苦生活环境。读着乏味。也是去找了位解放前在上海复旦读大学的邻居叔叔询问：“我知道这是本名著，为什么读不下去呢？”那位叔叔只是说：“你知道解放前，这本书就很抢手。书店买不到，我们读大学时是到处去地摊上找到的。”于是，我信心满满地回来很快就读到了简•爱一个人在旷野里，罗契斯特尔被惊吓的马摔伤的情节……一口气读到天亮。

无论这世界怎样变幻。人类在温饱后，不能只靠金钱去炫耀装点。而精神世界的充实，会让你获得的享受是充实和真实的。

所以，与知识分子为邻，是件很幸福的事。

从伟大的孟母到卑微的我，大家是有共识的。